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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邓小平闲暇时间打桥牌娱乐

“四个人,两对夫妻结婚,在毛主席的窑洞前,这个是孔原,这个是许明,好多年喽!”邓小平指着镶有镜框的老照片,用浓重的四川腔向卓琳感叹。

这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一集中的一个片段。尽管这个镜头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还是有些观众留意到了这个细节。

邓小平提到的孔原和许明,就是孔丹的父母亲。

“我们家和邓家还是有一定历史渊源的。”孔丹告诉记者。

60多岁的孔丹在退休前是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他出身自一个红色家庭,父亲孔原在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南昌起义,之后历任中共高职。孔丹的母亲许明原名朱玉筠,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孔原和许明是在延安认识并结合的。也是在那里,他们和邓小平夫妇结下了缘分。

同一张结婚合影

抗战初期,孔丹的母亲许明来到延安,被安排到中央社会部做秘书。当时,孔原是中央社会部的副部长。在办公室里,许明就坐在孔原对面。就这样,他们相识了。

1939年,邓小平与卓琳也在延安结识。当时,邓小平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在公安部工作。从相识到决定结婚,他们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1939年9月的一天,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前,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为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新人举办了婚礼。

这个结婚的时间,是后来应邓榕之请考证的。邓榕曾感慨道:“连具体日子都搞不清,我们真是愧为子女呀!”

幸运的是,他们的结婚照得以保留了下来。在这张珍贵的照片上,站着两对新婚夫妇——照片左侧是孔原和他的妻子许明;右边是邓小平和卓琳。

后来,卓琳在访谈录中也有相关记述,“那天孔原与许明也结婚,当时延安胶卷缺乏,两对夫妇便拍了同一张结婚合影。”

孔原曾经向儿子孔丹回忆起婚礼当天的情形:那一天,大家很高兴,喝了不少酒。邓小平是来者不拒,凡是有人前来敬酒,他就一定喝。孔原一看,嚯,小平同志都这样了,我也得有敬必喝。最后,孔原“喝得醉到桌子底下去了”。

第二天,许明将孔原数落了一顿:“你看你,洞房花烛夜干的什么事!”孔原说:“我是看小平同志在喝呀,他怎么一点事也没有呢?”

原来,当时有人暗地里“保护”小平同志,给他喝的都是水。后来,孔丹和孔原聊到这段往事,打趣说:“爸,你这个人也太老实了。”

结婚几天后,卓琳便随邓小平离开延安奔赴太行山前线。不久,孔原也去了重庆,许明则留在延安工作。之后,邓小平与孔原工作少有交集。邓小平主要是在部队前线,孔原则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

和邓小平一生经历了三落三起一般,孔原和他的家人的命运也随着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而起承转折。新中国成立后,孔原被任命为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之后又先后出任外贸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许明则被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后来历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在“文革”中,政治风暴也席卷了孔原一家。

1966年12月16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江青在会上点了五个人的名: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会后,孔原被隔离审查。21日,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23日,孔丹被送进了监狱。

1973年10月1日,孔原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已经是67岁了。当时,他的个人问题中央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孔丹比父亲早几年出狱,但因为父亲问题的影响,一直找不到工作。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考虑再三后,孔原决定找邓小平反映自己的情况,向他表示了自己想要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愿望,同时希望中央对自己的审查做个结论。当年11月,邓小平安排孔原到解放军总参二部担任政委。

与老爷子打桥牌

197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作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孔原准备在会上发言,为此,他让儿子孔丹准备发言提纲。

“这时党内正经历着一场思想风暴,就是要彻底清算文化大革命。但是一些人在认识观念上很抵触,这次会议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呼应和配合,就是要对‘两个凡是’提出质疑,呼应邓小平号召,推动解放思想。”孔丹回忆说。

孔丹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发言稿。一边写一边思考,孔丹更是意识到,在经历“文革”之后,父亲那一代人的思想也在变化、在进步。“我们坚定地站在解放思想这一边,坚定地站在小平同志这一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很长一段时间,孔丹和弟弟孔栋与父亲住在一起。那时,父子三人都迷恋桥牌,经常与万里、吕正操等老同志较量牌技,还拿过多次冠军。或许是因为牌技名声在外,孔丹和孔栋兄弟俩被邓小平邀到家里打桥牌,一周两次,持续了大约三个月左右。邓小平的警卫秘书张宝忠经常来回接送这两位邓小平的小牌友。

邓家人一般将邓小平称为“老爷子”。邓老爷子的桥牌搭档通常是丁关根或者王汉斌。老爷子的牌感极好,丁关根的也算上乘,两人配合默契。

打牌的时候,老爷子一般很少说话。孔丹兄弟俩在叫牌时也低声细语。“我们怀着对伟人的崇敬,那样近距离地看老爷子打牌时专注的神态、赢牌时的喜悦、输牌时的懊恼,感觉很奇特。”

有一次,孔丹和孔栋因对叫牌、出牌意见不合,忘形地吵了起来。忽然听见老爷子用四川话说:“吵啥子嘢!”音虽不高,却如雷贯耳,不怒自威。兄弟俩顿时住了嘴。

又有一次,小平同志拿了一手好牌,邓楠过来支招:“叫它六个无主。”孔丹和孔栋一听,互相使了个眼色。这局牌正因为邓楠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让父亲拿着好牌反而输给了两个小牌友。后来邓楠又要过来支招,老爷子就有点不高兴了,冲邓楠说:“还讲!”

邓小平一般烟不离手,他喜欢吸熊猫牌香烟,有长过滤嘴那种。孔丹兄弟俩也喜欢吸烟。有一天,兄弟俩都没带烟,孔丹就用很小的声音说:“朴方,给我找点儿烟,我们没带烟。”

小平同志听到了,对警卫说:“去拿烟嘛。”“对不起,卓琳同志出去了,放烟的柜子锁起来了。”警卫说。

“那去买嘛,来的都是客。”老爷子说。

有时,孔丹兄弟下午去邓家打桥牌,晚上就在邓家吃饭。“在饭桌上我们还是很拘束,邓小平会说,来的都是客,不要客气,随便吃嘛!”

孔丹还记得,邓小平吃饭很快,吃完就出去散步。有时晚饭后又接着和孔丹兄弟俩再打一盘桥牌。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后,常常勾起孔丹的回忆。“邓小平沉默寡言,说话简练。他在那么高的位置,却没有一点官架子,这让我印象最深刻。”孔丹说。

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年

在打倒四人帮的行动中,耿彪曾负责控制中央电视台等舆论媒体。到1976年底,耿彪受命组建了中央宣传部门,实际上就是恢复原来的中宣部。

当时,耿彪通过他的儿子耿志远给孔丹打招呼,希望孔丹能到中央宣传口办公室做秘书。于是,从1977年1月到1978年夏天的一年多时间,孔丹就在中央宣传口工作。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让他至今依然记忆犹新。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

4月10日,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邓小平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两个凡是”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

“小平同志的重要贡献是突破‘两个凡是’,突破了思想禁锢的藩篱,解放了思想。这在当时背景下是了不得的大事。”孔丹说。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

“这是一件改变许多人命运的大事,这件事甚至改变中国社会几十年发展方向。”孔丹说,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位受益者,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取了中国社科院吴敬琏的研究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赞成,请出荣毅仁这样富有企业实际管理经验的原工商界人士出来工作,为对外开放事业发挥作用。在邓小平倡导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1979年成立。20多年后,孔丹成为这家堪称中国改革开放前沿机构的董事长。

孔丹认为,当时创建中信公司主要有三个目的:引进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邓小平希望中信能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试点。

“小平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实践性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局限于一些理论,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无论是我们自己的教条,还是外国的一些模式,都不照抄,而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实际国情来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孔丹说。(王全宝)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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